韓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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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编辑]

韩愈


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2]


个人荣誉[编辑]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韩愈

韩愈的也有独创成就,向来亦称大家。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一类诗,不仅是"怪怪奇奇"的几幅"西藏曼荼罗画"(沈曾植评《陆浑山火》诗语),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现实内容。那种雄奇境界,也存在于不少写景诗如《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抒情诗如《孟东野失子》等作品中。但韩愈诗在追求奇谲的同时,往往也有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等近于文字游戏的缺陷。韩诗艺术特色的另一表现为朴素无华。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政治得失、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长篇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传统;短篇如《汴州乱》,接近白居易、张籍的风格。一些写景咏物诗如《山石》、《南溪始泛》、《杏花》,一些抒情诗如《题驿梁》、《答张十一功曹》,也都具有不尚雕绘、本色天然的好处。


韩愈写诗的方法,是"以文为诗"。这是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主要表现为:①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清人方东树指出它们使用了"古文手笔"、"古文章法"(《昭昧詹言》)。《泷吏》则用古文《进学解》的结构布局为诗。这种诗体散文化的长处,是比较自由流畅,扩大了诗歌表达的功能。缺点在于有时把散文的虚词过多地引进诗中,如"放纵是谁之过欤"(《寄卢仝》)"知者尽知其妄矣"(《谁氏子》)之类,其实都是文章语句而不是诗句。后代诗人如钱载、翁方纲等,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变本加厉。②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以议论为诗,有时甚至通篇是议论。如《君子法天运》一首,通篇用《荀子》的议论和语句为诗,味同嚼蜡。《谁氏子》、《谢自然诗》的后半篇排斥道教,《送灵师》头一段排斥佛教,则是押韵的《原道》、《论佛骨表》。《荐士》上半篇,概论诗歌发展,又是《送孟东野序》一类文论的翻版。这些,都不符合形象思维的写作规律,和《诗》三百篇以及杜甫诗中结合少许议论的作品不同。宋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的部分作品,尤其是理学家的诗,就受了这种影响。③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传统的文学作品分类,赋是列在文章体裁之内的。韩愈的以赋为诗,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南山诗》最有代表性,宋代洪兴祖指出它"似《子虚》、《上林赋》"(《韩集五百家注》引);朱□尊说它是"以赋为诗,铺张宏丽"(《韩昌黎诗集》两色批点本)。这首诗中连用50多个"或"、"或如"、"又如",又连用14个迭字句,吸收《高唐赋》、《神女赋》、《洛神赋》、《七发》、《文赋》以及佛经《佛所行赞》中的句式并加以扩展,排比形容,层出不穷,别开长篇雕绘的途径,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一变谢灵运以来五言的清丽风格,跟杜甫的五言短篇也不相同。《城南联句》写长安各种事物,用的也是赋体。这类诗,有光怪陆离、雄奇纵恣的艺术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晦涩呆钝、僻词怪字满纸的缺点。

韩愈韩愈以文为诗,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吕惠卿却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各着眼于一面,得出褒贬不同的结论。


韩愈以文为诗,因而在各类诗体方面,擅长古体,律诗绝句数量较少。但其律、绝中也有少数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为历来选家、评论家所赞赏。


韩愈诗文,唐代以来久有定评,古文方面评价尤高。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读韩杜集》)。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以韩愈冠首。诗歌方面,评论则有分歧。赞扬韩诗的,司空图说它"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题柳集后》),宋代人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引),赵秉文以为"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与李孟英书》),叶燮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总之,都承认他是开派的大家。持贬抑论者,除沈括外,陈师道以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后山诗话》),王世贞以为"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艺苑卮言》),近代如王□运、章炳麟诸人对韩诗也多贬词。两种评论,各走极端。陈三立说:"不能病其以文为诗,而损偏胜独至之光价。"(《题程学恂〈韩诗臆说〉》)这是对韩诗艺术成就较为公允的论断。


在文章方面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韩愈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3]


一生经历[编辑]

总结一下,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韩愈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人物评价[编辑]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文学成就[编辑]

韩愈是唐代散文家兼诗人, 韩愈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家道统而提倡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他对古文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 、《送李愿归盘谷序》、 《送孟东野序》 、《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像《陆浑山火》、《南山》、 《石鼓歌》 、《月食》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七六。 韩愈文学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 韩愈《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雄浑,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 《岳阳楼别窦司直》 、《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 《题楚昭王庙》等。后人对 韩愈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 、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1]


散文作品[编辑]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 ;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 、《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 《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④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 《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思想特色[编辑]

韩愈 韩愈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后期与高僧大颠过从甚密,心契神往;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教育思想一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 《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 《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 《谈荀》 、《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在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监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


韩愈《进学解》 ,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 ,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 韩愈《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纲领段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 韩愈《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在上述诸标准中,忠君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君思想的必然要求,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掘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 韩愈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致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四百五十六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师和“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识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师道不可分离。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是离不开政治信仰和理想的。离开政治信仰的教师是不存在的。(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 《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在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问。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3)“圣人无常师”。韩愈在 韩愈《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4)关于教学的论述韩愈自己勤奋求学,曾几度做大学教授,招收过很多学生,成为当时大批青年的导师,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在《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已是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了。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达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终日,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这些虽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是学习成败的规律。韩愈用明确、形象的语言固定下来了,对后来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自古以来,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勤奋和独到。韩愈在文学方面高深的造诣,就是靠这两条得来的。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韩愈“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学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在写作教学上韩愈是更有见地的。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以道弘文”。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这是写作的基本特点。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他的文章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影响深远。总之,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似乎从来也没有甘心“穷则独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虽然遭到被贬山阳令和潮州刺史等几次重大打击,然而并不灰心颓废,报国之志不减,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如谏迎佛骨,说服王庭凑之举,均为彪炳千秋史册的伟业。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韩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师徒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前导。他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


传世名言[编辑]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崖苦作舟。(韩愈治学名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韩愈·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听颖师弹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原毁》)·亲之割之不断,疏者属之不坚。·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少年乐相知,衰暮思故友。·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事业无穷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 )·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师说》)·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说》)·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圣人无常师。(《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师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


韩愈墓地[编辑]

韩愈韩愈墓位于河南省焦作孟州市孟县城西6公里韩庄村北半岭坡上。此地北望太行,南临黄河,是一片丘陵地带。墓冢高大,有砖石围墙,翠柏蓊郁,芳草芨芨,枣树成林。墓前有韩愈祠,明代建筑,三进院落,韩愈雕像坐于祠中。始建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墓地处丘陵地带,墓冢高10余米,冢前建有祠堂,计有飨堂三间,门房三间。祠内共有石碑13通,记载有韩愈生平事迹等。墓前院内有古柏两株,相传为唐代栽植,有清乾隆年间孟县知县仇汝瑚碑记:"唐柏双奇",左株高5丈,围1.2丈;右株高4丈,围1.1丈。1986年11月,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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