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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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华夷有别,内涵指华夏蛮夷人文文化上有文明与野蛮之区别。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因此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文化和文明程度,而不以种族,合于人文者,则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或称、华夏、中国,不合者为夷,或称蛮夷、化外之民。

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着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曰:『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若夷狄向慕中国,能行礼义,则褒扬而进之。华夷之辨,不以种族为标准,而以文化礼义作量度。


源由[编辑]

華夏社会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云:『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指文明。

最开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诸夏的基本团体包括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继承了华夏文明的国家。比如周王室和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姬姓国;齐、申、吕、许等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子姓宋国。〖国语·周语下〗说:『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间之。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也就是说,与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岳与各姜姓国,「皆黄、炎之后也」。西周共王时器〖墙盘〗铭文云:『上帝司夏尤保。』可能是铜器中所见最早的一个"夏"字,但含义不指夏朝。

在地理位置上,因为今人以如今之地理观念读史,自以为四夷在四方,实则谬矣。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诸夏与夷的区别主要是定居社会和游牧社会之区别。诸夏有礼,而蛮夷无。若说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至少要在秦之后。

华夷之辨,在地位上,华夏位居中央,番夷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

华夏文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接受華夏思想,又常自称『华夏』、『中国』,这被称为小華夏思想。中国和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合称为華夏世界。由于華夏世界为儒家社会,儒家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这些地区又称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汉字而称为汉字文化圈

华夏文明作为数千年来世界文明的标准,不但为是时中国近邻所肯定,亦为远邻如波斯等中东地区国家所肯定;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人民再次重拾老子、易经等华夏文明的宝贵思想,可见,华夏文明不仅在过去,现在,还将在未来成为世界人民所追崇的人文思想。


理论依据[编辑]

华夷之辨是根据礼仪来区分华夏和蛮夷,这里的礼仪是指〖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春秋〗。其中〖春秋〗是华夏礼仪的宗旨,三礼是具体的规则。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

古礼之传于世也有三,〖仪礼〗〖礼记〗〖周礼〗也,后世欲复古礼者必自〖仪礼〗始,然〖仪礼〗止有士大夫礼而无有所谓天子礼者,必合彼二礼与他书有及于礼者,然后成全体焉。

朱熹曰:『礼仪,经礼也;威仪,曲礼也。』朱熹亦曰:『礼书如〖仪礼〗尚完备于他书。』又曰:『〖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又曰:『〖仪礼〗,经也;〖礼记〗,传也。』又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自序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先秦文献[编辑]

春秋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论语〗:『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孔丘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汉书〗:『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后汉书〗:『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刖。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今边境幸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

江统徙戎论〗:『〖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

全唐文〗:『躬上圣之资,合至神之化,戡祸乱制夷狄之武,修礼乐垂宪度之文,不可谓实之不孚也。』

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宋代苏轼:『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

明太祖朱元璋:『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

明代刘基:『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

明代王夫之:『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

古人在论述『华夷之辨』时强调周边少数民族同华夏的区别(即落后),以及深刻的防蛮夷、卫华夏的思想。然而,这种歧视只表现为文化上的优越感,除正义性的保卫华夏时的武装外征外,整个中国古代很少有无故征伐周边『四夷』的历史行为,因为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无德』。

唐朝时期[编辑]

全唐文〗中程晏的〖内夷檄〗: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这里明确地用文化和心理认同来决定华夷归属了。也即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虽然『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国之民,『反窜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表明决定民族归属的关键作用是文化和心理认同。

宋朝时期[编辑]

宋亡后『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由血缘、礼制宗法文化衡量标准阶段向单纯的文化衡量标准或地缘衡量标准阶段演变,更强调『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为分辨标准,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郝经为论述蒙元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郝经卷一九〖传国玺论〗:『二汉之亡,天地无正气,天下无全才,及于晋氏,……致夷狄兵争,而汉之遗泽尽矣,中国遂亡也』。『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郝经打破了作为『中国之主』的种族界限,这就从理论上为夷狄统治中国提供了依据.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郝经被任命为大蒙古国国信使出使南宋,竭力敦促南宋统治者承认大蒙古国『中国之主』的合法地位并与之『讲信修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他提出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主张。

明朝时期[编辑]

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王廷相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

王廷相明确说『天下之国,何啻千百』,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是上天偏心,何以单独照顾中国呢?

明末著名反清志士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这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眼界已经相当的宏大。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孙瑴说:『近世有利玛窦,自欧巴罗国越八万里泛海而来。其言海外大国猥多,而西视神州,目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则瀛海之外,岂遂无方舆哉!』

瞿式谷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福州而外,如赤县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瞿式榖的开放眼界和包容心胸是值得称赞的。而这种心态在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东林党人冯应京说:『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这些人的言论,以及明政府对『四夷』的接纳和赏赐远大于进贡的事实,很好地反驳了所谓『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并扬扬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的『朝贡体系』,至少在明代是不正确的。

西班牙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记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礼拜天,该城(泉州——引者注)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助的话,……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他们惊奇地看见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传教士曾德昭记载:『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林则徐魏源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明末,王夫之继承了以文化来划分夷夏的观点。他提出了在当时相当大胆惊人的思想:『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亦即,中国人曾经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当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遥远的别处却在文明状态。

对华夷之辨,王夫之说:『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意思是:夷狄和我们不同族,如果他们侵略残害我们,而我们捕杀他们,那么多杀他们并不损害我们的仁义。但若他们因困穷而依附我们,我们在疏远和防备他们的同时也必须怜悯和保全他们的生命,不能乘机为谋取利益而肆意欺凌、使役、残害他们。汉朝放纵兵吏践踏蹂躏西羌而羌人为祸不断就是教训。

王夫之的夷夏观:

  1. 夷夏之别是相对的,夷与夏因文化而划分,非血缘而划分,民族差异本质在文化差异;
  2. 人类人文中心可能会转移,但不是任何社会风俗习惯都可当做人文,仁义礼智信五德是人文内涵的精炼。


中西思想上的差异[编辑]

中西思想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方哲学以斗争战胜自己假想的对手为理想,而东方思想是以教化天下,和谐共处,共辱共荣为理想。  


参考资料[编辑]